第四卷·第十一章 ，棺材里的耳朵 (第2/3页)
“李**。我来。”
“你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一颗‘零’。一颗‘六’。一颗‘八’。两颗‘十’。五颗。都在你手里。九哥手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攥着。攥着那个形状。圆的。铜的。刻着‘南满’。第八颗。假的。真的‘八’。在你手里。不在他手里。不在余婉君手里。不在戴笠手里。不在我手里。在你手里。你来。你送九哥最后一程。你告诉他。真的‘八’在你手里。他白死了。但他没白死。他留下了真相。你活着。你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你活着。毛人凤就睡不着觉。你活着。他就输。”
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很轻。像一根线在抖。
“李**。我来。我送九哥最后一程。”
三
同一天。凌晨四点。南京。军统局本部。戴笠办公室。
戴笠坐在办公桌后面。桌上摆着一份报告。是梧州站发来的。上面写着：“李济深开棺。取走扣子。一颗‘九’。余婉君的。藏在王亚樵耳朵后面。一颗‘八’。假的。留在棺材里。”
他把报告烧了。他看着纸灰飘起来。碎了。他坐在椅子上。面前摆着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四个年轻人。穿着军装。站在一个土坡前面。四个人都笑着。笑得很难看。因为那时候天很冷。风很大。照相的人喊“笑一笑”。他们咧了咧嘴。就拍下来了。
戴笠看着照片上王亚樵的脸。那张脸在笑。嘴角往上翘着。眼睛眯着。他在湖州的时候。王亚樵最爱笑。笑起来声音很大。哈哈哈的。震得土墙掉灰。
戴笠拿起钢笔。笔尖在照片上停了一下。然后他画了一个叉。叉在王亚樵的脸上。墨迹洇开了。王亚樵的笑脸被黑墨水盖住了。
戴笠把照片翻过来。背面写了一行字。是他自己的笔迹。写的是：“民国十三年。湖州。四人结拜。王亚樵、戴笠、胡宗南、胡抱一。”
他拿起笔。在“王亚樵”三个字上。又画了一个叉。然后他把照片放在桌上。他看着那个被墨水盖住的脸。
“大哥。”
他说。声音很轻。只有他自己听得见。
“你别怪我。”
然后他拉开抽屉。抽屉里放着一颗扣子。铜的。圆的。刻着“南满”。背面刻着“十”。他把扣子拿出来。放在桌上。跟照片并排。他看着那颗扣子。看了很久。然后他把扣子攥在手心里。铜的。凉的。他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南京的凌晨。天还没亮。黑黢黢的。像一口锅底。他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拿起电话。摇了三圈。
“喂。接线员。接梧州。找陈资平。”
电话通了。陈资平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很低。很沉。
“局座。办妥了。”
“脸皮呢？”
“带回来了。用石灰腌着。装在木匣子里。”
“扣子呢？”
“在九哥手心里。第八颗。假的。真的‘九’。在他耳朵后面。李济深开棺拿走了。我没敢动。”
戴笠攥紧了听筒。指头关节发白。
“李济深拿走了？”
“拿走了。他蹲在棺材旁边。把棺材盖掀开。把白布掀开。把手帕掀开。把九哥的手指头一根一根掰开。把假扣子塞进去。把真扣子拿走。装进兜里。贴着心脏。”
戴笠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很长。长到陈资平以为他挂了。
“陈资平。你听着。那颗扣子。是第九颗。真的。李济深拿走了。他拿走了也没用。真的‘九’。在阮玲玉手里。阮玲玉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一颗‘零’。一颗‘六’。一颗‘八’。两颗‘十’。五颗。都在她手里。李济深手里那颗。是假的。我刻的。我镀的。我换的。假的。”
陈资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更长。长到戴笠以为他挂了。
“局座。您说的是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李济深手里那颗。是假的。真的‘九’。在阮玲玉手里。阮玲玉活着。她手里有五颗真的。她活着。毛人凤就睡不着觉。她活着。我就赢。”
陈资平在电话那头笑了。很轻。像一根线在抖。
“局座。我杀。”
电话挂了。戴笠把听筒放下。他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南京的凌晨。天还没亮。黑黢黢的。像一口锅底。他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坐下来。拿起笔。在纸上写了一行字：
“王亚樵。你死了。第八颗扣子。在你手心里。第九颗。在你耳朵后面。但真的‘八’。在阮玲玉手里。真的‘九’。也在阮玲玉手里。你白死了。”
他把纸折起来。塞进西装内兜。贴着心脏的位置。和那颗“十”放在一起。他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南京的凌晨。他看着那些黑暗。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笑了。嘴角往上翘。但眼睛没动。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。
四
同一天。早上六点。上海。新闸路。沁园村。阮玲玉寓所。客厅。
阮玲玉坐在客厅里。面前摆着五颗扣子。一颗“零”。一颗“六”。一颗“八”。两颗“十”。五颗真的。都在她手里。她攥着。攥了很久。然后她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上海的早上。太阳出来了。照在弄堂里。照在晾衣杆上。照在旗袍上。照在衬衫上。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。她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拿起电话。摇了三圈。
“喂。接线员。接北平。找张学良。”
电话通了。张学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很沉。像一夜没睡。但今天。那个声音里有一丝笑意。
“阮玲玉。什么事？”
“少帅。李济深开棺了。他从九哥耳朵后面取走了一颗扣子。真的‘九’。余婉君的。他拿走了。装进兜里。贴着心脏。”
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。
“阮玲玉。你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一颗‘零’。一颗‘六’。一颗‘八’。两颗‘十’。五颗。都在你手里。李济深手里有一颗真的‘九’。韩志远手里有三颗真的。真的零号。真的‘一’。真的‘二’。我手里有四颗真的。真的‘十’。真的‘四’。真的‘七’。真的‘八’。戴笠手里有一颗真的。真的‘八’。老周手里有一颗真的。真的‘十’。他给了你。十五颗真的。都在。只有五颗假的。在毛人凤手里。”
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很轻。像一根线在抖。
“少帅。十五颗真的。都在。只有五颗假的。在毛人凤手里。我赢了。”
“你赢了。但还没完。毛人凤不会认输。日本人不会认输。他们会报复。他们会来杀你。他们会用别的方法。会用记者。会用小报。会用舆论。会用口水。会用刀子。不是杀你的身。是杀你的心。”
阮玲玉攥紧了听筒。指头关节发白。
“少帅。我不怕。”
“你不怕。但你得活着。你活着。真的‘零’和真的‘六’和真的‘八’就在。你活着。毛人凤就睡不着觉。你活着。我就赢。”
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很轻。像一根线在抖。
“少帅。我活着。”
电话挂了。阮玲玉把听筒放下。她转过身。看着窗外。窗外是上海的早上。太阳出来了。照在弄堂里。照在晾衣杆上。照在旗袍上。照在衬衫上。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。她笑了。嘴角往上翘。笑得很难看。但她在笑。她活着。她手里有五颗真的。她活着。她赢了。
五
同一天。中午十二点。上海。胶州路。斧头帮总堂。灵堂。
阮玲玉走进灵堂。她穿了一件素色旗袍。月白色的。没有花纹。头发挽着。脸上没有化妆。但眼睛是亮的。她身后跟着两个人。一个是蔡楚生。瘦高个。戴眼镜。攥着帽子。手指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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