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卷，第二章，剥皮 (第2/3页)
。我换的。假的。”
陈资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更长。长到戴笠以为他挂了。
“局座。您说的是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李济深手里那颗。是假的。真的‘八’。在阮玲玉手里。阮玲玉活着。她手里有五颗真的。她活着。毛人凤就睡不着觉。她活着。我就赢。”
陈资平在电话那头笑了。很轻。像一根线在抖。
“局座。我杀。”
电话挂了。戴笠把听筒放下。他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南京的凌晨。天还没亮。黑黢黢的。像一口锅底。他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坐下来。拿起笔。在纸上写了一行字：
“王亚樵。你死了。第八颗扣子。在你手心里。但真的‘八’。在阮玲玉手里。你白死了。”
他把纸折起来。塞进西装内兜。贴着心脏的位置。和那颗“十”放在一起。他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南京的凌晨。他看着那些黑暗。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笑了。嘴角往上翘。但眼睛没动。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。
三
同一天。早上六点。北平。铁狮子胡同。张学良公馆。书房。
张学良坐在书桌后面。桌上摆着四颗扣子。一颗“十”。一颗“四”。一颗“七”。一颗“八”。四颗真的。都在他手里。他面前站着赵四。赵四刚从梧州回来。浑身是汗。喘着气。嘴唇干裂了。像一块干树皮。
“少帅。九哥死了。脸皮被剥了。扣子在他手心里。第八颗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李济深拿走了扣子。装进兜里。贴着心脏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他让我告诉您。九哥死之前。写了一首词。最后一句是‘北顾延河非孤云’。延河。是延安。九哥想投延安。他给周恩来写了信。李济深写了推荐函。词在枕头底下。现在在李济深手里。让您去拿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赵四的瞳孔缩了。
“少帅。您都知道？”
“我都知道。王亚樵死了。脸皮被剥了。扣子在他手心里。第八颗。李济深拿走了。他拿走了也没用。真的‘八’。在阮玲玉手里。阮玲玉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一颗‘零’。一颗‘六’。一颗‘八’。两颗‘十’。五颗。都在她手里。李济深手里那颗。是假的。戴笠刻的。戴笠镀的。戴笠换的。假的。”
张学良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北平的早上。天亮了。太阳出来了。照在院子里。照在老槐树上。照在光秃秃的枝桠上。他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拿起电话。摇了三圈。
“喂。接线员。接上海。找阮玲玉。”
电话通了。阮玲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很轻。很软。像一根线。但今天。那根线不抖了。稳了。
“少帅。什么事？”
“阮玲玉。王亚樵死了。脸皮被剥了。扣子在他手心里。第八颗。李济深拿走了。他拿走了也没用。真的‘八’。在你手里。你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一颗‘零’。一颗‘六’。一颗‘八’。两颗‘十’。五颗。都在你手里。”
阮玲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。
“少帅。我手里的‘八’。是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
“那李济深手里那颗‘八’呢？”
“假的。”
“那戴笠手里那颗‘八’呢？”
“也是假的。”
阮玲玉的呼吸停了。
“三颗都是假的？”
“三颗都是假的。真的‘八’。在你手里。韩志远刻了三颗。一颗给了你。一颗给了戴笠。一颗给了李济深。三颗。都是真的。但他把真的和假的换了。真的在你手里。假的在戴笠手里。假的在李济深手里。他不知道。戴笠也不知道。李济深也不知道。只有韩志远知道。”
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很轻。像一根线在抖。
“少帅。我活着。我手里有五颗真的。我活着。毛人凤就睡不着觉。我活着。我就赢。”
四
同一天。上午八点。上海。新闸路。沁园村。阮玲玉寓所。客厅。
阮玲玉坐在客厅里。面前摆着五颗扣子。一颗“零”。一颗“六”。一颗“八”。两颗“十”。五颗真的。都在她手里。她攥着。攥了很久。然后她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上海的早上。太阳出来了。照在弄堂里。照在晾衣杆上。照在旗袍上。照在衬衫上。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。她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拿起电话。摇了三圈。
“喂。接线员。接北平。找张学良。”
电话通了。张学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很沉。像一夜没睡。但今天。那个声音里有一丝笑意。
“阮玲玉。什么事？”
“少帅。王亚樵死了。脸皮被剥了。扣子在他手心里。第八颗。李济深拿走了。他拿走了也没用。真的‘八’。在我手里。我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一颗‘零’。一颗‘六’。一颗‘八’。两颗‘十’。五颗。都在我手里。”
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。
“阮玲玉。你赢了。”
“少帅。我赢了。但我还没完。毛人凤不会认输。日本人不会认输。他们会报复。他们会来杀我。他们会用别的方法。会用记者。会用小报。会用舆论。会用口水。会用刀子。不是杀我的身。是杀我的心。”
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很长。长到阮玲玉以为他挂了。
“阮玲玉。你听我说。你不要怕。你不要一个人。你不要吃任何人给你的东西。你不要喝任何人给你的水。你不要相信任何人。”
阮玲玉攥紧了听筒。指头关节发白。
“少帅。我不怕。”
“你不怕。但你得活着。你活着。真的‘零’和真的‘六’和真的‘八’就在。你活着。毛人凤就睡不着觉。你活着。我就赢。”
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很轻。像一根线在抖。
“少帅。我活着。”
电话挂了。阮玲玉把听筒放下。她转过身。看着窗外。窗外是上海的上午。太阳出来了。照在弄堂里。照在晾衣杆上。照在旗袍上。照在衬衫上。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。她笑了。嘴角往上翘。笑得很难看。但她在笑。她活着。她手里有五颗真的。她活着。她赢了。
五
同一天。中午十二点。南京。军统局本部。毛人凤办公室。
毛人凤坐在办公桌后面。桌上摆着五颗扣子。铜的。圆的。刻着“南满”。他一颗一颗地排。第一颗。背面刻着“一”。旁边刻着“张作霖”。第二颗。“二”。“吴俊升”。第三颗。“三”。“刘维周”。第四颗。“四”。“张宗昌”。第五颗。“五”。“仪峨诚也”。五颗扣子。排成一排。像五只眼睛。看着他。他攥着。攥了很久。他翻过来。看背面。刻痕浅。铜色新。假的。他刻的。他镀的。他换的。假的。五颗。都是假的。
他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南京的中午。叶子黄了。风一吹。落了一地。他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拿起电话。摇了三圈。
“喂。接线员。接上海。找阮玲玉。”
电话通了。阮玲玉的声音从听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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