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卷，第七章，九哥出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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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四卷·第七章 九哥出殡

    一

    1936年10月25日。清晨五点。梧州。西江岸边。李圩子。堂屋。

    王亚樵的尸体停在门板上。白布裹着。裹了三层。最外面一层是李济深从自己屋里拿出来的。灰绸的。旧了。但干净。他把白布掀开一角。露出王亚樵的手。右手。攥着。攥得很紧。指头僵了。像五根铁钉。弯着。扣着。手心里什么都没有。扣子被李济深拿走了。但手还是攥着。攥着空气。攥着那个形状。圆的。铜的。刻着“南满”。第八颗。真的“八”。在阮玲玉手里。他手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攥着。

    李济深把手放回去。白布盖上。他蹲在门板旁边。看着王亚樵的脸。脸被手帕盖着。手帕底下是一张被剥了皮的脸。红的。白的。黑的。混在一起。他看了三秒钟。然后站起来。对郑抱真说。

    “棺材呢？”

    “到了。楠木的。四寸独板。上了七道漆。黑的。亮的。像一面镜子。”

    “抬进来。”

    郑抱真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。四个人抬着一口棺材进来。楠木的。四寸独板。上了七道漆。黑的。亮的。像一面镜子。棺材盖上刻着字。李济深走过去。看了一遍。上面刻着：“王亚樵。字九光。安徽合肥人。生于一八八九年。卒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。”

    李济深说。

    “刻错了。生于一八八七年。卒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。他活了四十九岁。不是四十七岁。”

    刻字的师傅愣了一下。然后点头。他拿凿子。把“一八八九”改成“一八八七”。把“四十七”改成“四十九”。李济深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说。

    “抬进去。”

    四个人把王亚樵抬起来。放在棺材里。白布裹着。灰绸的。旧了。但干净。李济深蹲下来。把白布掀开一角。露出王亚樵的手。右手。攥着。攥得很紧。指头僵了。像五根铁钉。弯着。扣着。手心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攥着。李济深看了三秒钟。然后他把白布盖上。把棺材盖合上。拿钉子。钉了三根。左。中。右。每钉一根。他就说一句。

    “九哥。第一根。钉住你的身。第二根。钉住你的魂。第三根。钉住你的仇。你活着。你报仇。你死了。我替你报。”

    他钉完第三根。站起来。看着棺材。黑的。亮的。像一面镜子。镜子里有他的脸。白的。老的。眼睛红了。但他没哭。他咬着牙。嘴唇在抖。

    “郑抱真。”

    “在。”

    “备车。送九哥回上海。他生前说过。他死了。要回上海。回斧头帮。回他的兄弟们身边。”

    郑抱真点了点头。他转身要走。

    “等等。”

    李济深叫住了他。

    “你告诉上海。九哥死了。脸皮被剥了。扣子在他手心里。第八颗。真的‘八’。在阮玲玉手里。不在九哥手里。不在余婉君手里。不在戴笠手里。不在我手里。在阮玲玉手里。你告诉上海。九哥的丧事。阮玲玉要来。她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一颗‘零’。一颗‘六’。一颗‘八’。两颗‘十’。五颗。都在她手里。她来。她送九哥最后一程。”

    郑抱真走了。李济深一个人站在堂屋里。看着棺材。黑的。亮的。像一面镜子。他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门口。看着西江。江面上有雾。雾很厚。看不见对岸。他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拿起电话。摇了三圈。

    “喂。接线员。接上海。找阮玲玉。”

    电话通了。阮玲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很轻。很软。像一根线。但今天。那根线不抖了。稳了。

    “李**。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“阮玲玉。九哥出殡。明天。上海。斧头帮。你来。你送九哥最后一程。”

    阮玲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。

    “李**。我来。”

    “你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一颗‘零’。一颗‘六’。一颗‘八’。两颗‘十’。五颗。都在你手里。九哥手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攥着。攥着那个形状。圆的。铜的。刻着‘南满’。第八颗。真的‘八’。在你手里。不在他手里。不在余婉君手里。不在戴笠手里。不在我手里。在你手里。你来。你送九哥最后一程。你告诉他。真的‘八’在你手里。他白死了。但他没白死。他留下了真相。你活着。你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你活着。毛人凤就睡不着觉。你活着。他就输。”

    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很轻。像一根线在抖。

    “李**。我来。我送九哥最后一程。”

    二

    同一天。早上八点。上海。新闸路。沁园村。阮玲玉寓所。客厅。

    阮玲玉坐在客厅里。面前摆着五颗扣子。一颗“零”。一颗“六”。一颗“八”。两颗“十”。五颗真的。都在她手里。她攥着。攥了很久。然后她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上海的早上。太阳出来了。照在弄堂里。照在晾衣杆上。照在旗袍上。照在衬衫上。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。她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拿起电话。摇了三圈。

    “喂。接线员。接北平。找张学良。”

    电话通了。张学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很沉。像一夜没睡。但今天。那个声音里有一丝笑意。

    “阮玲玉。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“少帅。九哥出殡。明天。上海。斧头帮。李济深让我去。我送九哥最后一程。”

    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。

    “阮玲玉。你去。你送九哥最后一程。你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一颗‘零’。一颗‘六’。一颗‘八’。两颗‘十’。五颗。都在你手里。九哥手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攥着。攥着那个形状。圆的。铜的。刻着‘南满’。第八颗。真的‘八’。在你手里。不在他手里。不在余婉君手里。不在戴笠手里。不在李济深手里。在你手里。你去。你送九哥最后一程。你告诉他。真的‘八’在你手里。他白死了。但他没白死。他留下了真相。你活着。你手里有五颗真的。你活着。毛人凤就睡不着觉。你活着。他就输。”

    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很轻。像一根线在抖。

    “少帅。我去。我送九哥最后一程。”

    电话挂了。阮玲玉把听筒放下。她转过身。看着窗外。窗外是上海的早上。太阳出来了。照在弄堂里。照在晾衣杆上。照在旗袍上。照在衬衫上。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。她笑了。嘴角往上翘。笑得很难看。但她在笑。她活着。她手里有五颗真的。她活着。她赢了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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