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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七章 方舟与废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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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七十七章 方舟与废墟 (第2/3页)

的国土,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支援这里。

    南部非洲,只剩下最后的角落。南非、博茨瓦纳、津巴布韦、莫桑比克交界处的这片土地,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。他们从北边来,从中非来,从东非来,从西非来,从那些已经被旅者占领的地方来。他们走了几个月,走了几千公里,有人死在路上,有人被六足机器人“采集”,有人被同行的难民杀死,只为抢一口吃的。活下来的人,挤在这片最后的、还没有变色的土地上,像沙丁鱼,像蚂蚁,像末日方舟上的乘客。

    南非政府在这里设立了难民营——如果那些用塑料布和铁皮搭起来的棚子也算“营”的话。没有食物,没有水,没有药品,没有厕所。人们挤在一起,等待死亡。每天都有几百具尸体被抬出去,埋在荒野里。没有墓碑,没有名字,只有一个个浅浅的土坑。

    3月中旬,旅者的先遣队出现在奥兰治河对岸。河的那边是纳米比亚,已经被占领了。河的这边,是最后的、还没有变色的土地。

    南非总统在比勒陀利亚的地下指挥所里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。会议只持续了二十分钟。议题只有一个:投降,还是抵抗。

    “我们没有武器了。”国防部长说,“没有弹药,没有燃料,没有飞机,没有坦克。我们只有人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用人。”总统说。

    “用人怎么打?用手?用牙?”

    “用命。”总统说,声音很平静,“用命打。打到最后一口气,打到最后一个人,打到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活人。”

    没有人说话。

    “我们不是为赢打的。”总统继续说,“我们是为时间打的。为那艘飞船打的。为那些孩子打的。为人类能多活几个打的。我们多撑一天,飞船就多飞一天;我们多撑一星期,孩子们就多活一星期;我们多撑一个月——”

    “我们没有一个月了。”国防部长打断他,“旅者的部队就在河对岸。它们随时会过来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守。”总统说,“守到它们过来,守到我们死光。”

    3月28日,旅者的八足机器人渡过了奥兰治河。南非的士兵用石头、用木棍、用拳头、用牙齿,扑向那些灰色的、八条腿的怪物。在奥兰治河北岸,一个营的士兵在弹药耗尽后,用刺刀和工兵铲冲向了八足机器人的队列。他们被脉冲激光一排一排地削倒,尸体堆积在河滩上,血把沙砾染成了深褐色。他们的牺牲为后方争取了五十分钟。在阿平顿镇外,一群民兵用偷来的炸药包和自制的***伏击了一台落单的八足——他们成功了,那台八足被炸断了两条腿,瘫在原地。代价是整个镇子被随后赶到的六足机器人彻底“清扫”。

    在卡图沙漠边缘,一支由当地农场主和猎人组成的游击队,利用地形和八足周旋了整整三天。他们用卡车拖着废旧轮胎在沙地上制造烟尘,用镜子反射阳光干扰八足的传感器,用偷来的工业炸药在沙丘下埋设陷阱。三天后,他们的弹药和炸药全部耗尽。最后一名幸存的游击队员——一个十九岁的少年——用匕首捅进了六足机器人背部罐体的接口缝隙。罐体破裂,营养液喷涌而出,里面浸泡的神经元组织在沙地上蠕动了两秒,然后迅速脱水、凝固、变成灰白色的粉末。少年被六足的机械爪抓住,但他看着那些粉末,笑了一下。

    他们死了。没有人幸存。

    4月1日,南非总统在比勒陀利亚的地下指挥所里,对着仅存的几个内阁成员和军官宣布“停止有组织的抵抗”。不是投降,是“停止”。因为已经没有可以投降的军队了。那些还活着的人,分散在这片最后的土地上的各个角落,像野草,像蚂蚁,像石头缝里的苔藓。他们没有武器,没有组织,没有希望。但他们还活着。

    五、中国的西迁

    1月到4月,中国的中原地带,也变成了灰色。旅者从东部沿海登陆后,没有急于西进,而是一步一步地、像摊煎饼一样,从东向西推进。每占领一个城市,就建一座工厂;每建一座工厂,就收割一批“原料”;每收割一批“原料”,就多生产一些八足。它们的推进速度不快——每天只有十几公里——但每一步都是确定的,不可逆转的,像时间本身。

    大量人口被迫西迁。从南京到武汉,从武汉到宜昌,从宜昌到重庆,从重庆到成都。那些曾经繁华的城市,现在变成了难民潮中的驿站。人们挤在火车顶、卡车斗、拖拉机后厢,或者干脆步行,背着行李,抱着孩子,搀着老人。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,只知道不能停下来。停下来,就会被那些灰色的怪物追上。

    西北和西南,那些曾经荒凉空旷的土地,如今到处人头攒动。戈壁滩上搭满了帐篷,高原河谷里挤满了窝棚,废弃的工厂里塞满了人。这里没有足够的食物,没有足够的水,没有足够的药品。每天都有老人和孩子死去,死在路上,死在帐篷里,死在医院门口。但没有人停下来。

    得益于中国的高度组织度,人心没有大乱。那些在“钉子区”工作的人,那些在“蜂巢化”方案中接受过培训的人,那些在绝望中还能找到“意义”的人,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夜工作。工程师在调试“铁流”的最后一批生产线,工人在组装飞船的零件,农民在高原的冻土上种植耐寒的作物,司机在危险的公路上运送物资。没有人问“为什么”,没有人问“值不值得”,没有人问“我们还能活多久”。

    大领导在这一年春天苍老了很多。他的头发全白了,脸上布满皱纹,眼窝深陷,颧骨突出。但他的背还是直的,声音还是稳的。他每天都要去各个“钉子区”视察,去难民营安抚群众,去工厂车间鼓舞士气。他瘦了二十多斤,却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疲惫。只有在深夜,在办公室的门关上之后,他才会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睛,让那张苍老的脸,露出只有自己知道的、疲惫到极点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还要多久?”他问过萤。

    “不知道。”萤说。

    他没有再问。

    六、南方的狂欢

    当中国人在寒风中挣扎求生时,南亚、东南亚,却在另一种极端中沉沦。

    泰国,芭堤雅海滩。这里曾经是旅游胜地,现在变成了“自由区”。没有政府,没有法律,没有工作,没有明天。人们聚集在海滩上,喝酒、吸毒、性  交,用一切可能的方式麻痹自己。有人在沙滩上搭起舞台,彻夜播放电子音乐,几千人在音乐中跳舞,跳到昏倒,跳到死。有人在街上公开售卖毒品,价格低到不可思议——因为毒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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