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卷·第四章、 疤脸敲门 (第3/3页)
。他换的。他攥着。攥了很久。然后他笑了。嘴角往上翘。但眼睛没动。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。
“毛秘书。您手里的‘十’。是假的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我说。您手里的‘十’。是假的。真的‘十’。在张学良手里。韩德厚刻了两颗。一颗真的。一颗假的。真的。在张学良手里。假的。在您手里。您手里那颗。是假的。”
毛人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更长。长到唐季珊以为他把电话砸了。
“唐季珊。你手里那颗‘六’。是假的。”
“您手里那颗‘十’。是假的。”
两个人同时说。两个人同时沉默。两个人同时攥着扣子。铜的。圆的。刻着“南满”。两个人都以为。自己手里那颗是真的。两个人都不肯放手。两个人都在等。等对方先松手。等对方先认输。等对方先露出破绽。
五
第二天早上。1935年3月10日。上午八点。上海。望平街。《大公报》报馆。门口。
阮玲玉站在报馆门口。她穿了一件素色旗袍。头发挽着。脸上没有化妆。但眼睛是亮的。她手里攥着一个信封。信封里是一叠纸。纸上写着唐季珊跟日本人的交易。写着唐季珊跟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人见过面。写着唐季珊拿了日本人的钱。写着唐季珊替日本人做事。写着唐季珊替日本人写小报。写着唐季珊替日本人骂她。写着唐季珊替日本人杀她。
她走进报馆。前台的人拦住了她。
“小姐。您找谁？”
“我找主笔。”
“主笔在开会。您有预约吗？”
“没有。但你告诉他。阮玲玉来了。我手里有唐季珊跟日本人交易的证据。他不见我。我就把证据给《申报》。给《晶报》。给每一家报社。”
前台的人愣了一下。然后他拿起电话。说了几句。放下电话。看着阮玲玉。
“主笔请您上去。”
阮玲玉上了楼。走进主笔办公室。主笔姓张。五十来岁。戴眼镜。看着她。
“阮小姐。您有什么证据？”
阮玲玉把信封放在桌上。打开。一叠纸。她拿手指头点着第一页。
“唐季珊。民国二十三年。跟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人见面。三次。在虹口。在法租界。在公共租界。他拿了日本人的钱。三万块大洋。他替日本人做事。他替日本人写小报。他替日本人骂我。他替日本人杀我。”
张主笔翻着那叠纸。手在抖。他抬起头。看着阮玲玉。
“阮小姐。这些。您从哪儿来的？”
“有人给我的。那个人。手里有真的零号扣子。町野武马的。他坐在第十节车厢隔壁。爆炸的时候。他被气浪甩出去。肋骨断了三根。左胳膊断了。但他活下来了。他查了七年。他查到了唐季珊。查到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。查到了日本人。”
张主笔把那叠纸收起来。放进抽屉里。锁上。他看着阮玲玉。看了三秒钟。
“阮小姐。明天。明天早上。《大公报》头版。”
阮玲玉站起来。她笑了笑。嘴角往上翘。笑得很难看。但她在笑。
“谢谢。”
她走出报馆。阳光照在她脸上。三月的阳光。不暖。但亮。她抬起头。天很蓝。上海的天很少这么蓝。她攥紧了兜里的两颗扣子。铜的。凉的。真的。她攥着。攥了很久。然后她往前走。走出望平街。走出记者的包围。走出那些小报记者的追问。她一句话都没说。她往前走。脚步很稳。不快。不慢。脚后跟先着地。步子迈得匀。
六
同一天。上午十点。上海。法租界。霞飞路。唐季珊公馆。客厅。
唐季珊坐在客厅里。面前摆着一壶茶。没喝。茶凉了。他攥着一样东西。是一颗扣子。铜的。圆的。刻着“南满”。背面刻着“六”。旁边刻着“阮玲玉”。假的。他刻的。他镀的。他换的。他攥着。攥了很久。他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上海的上午。灰蒙蒙的。他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拿起电话。摇了三圈。
“喂。接线员。接南京。找毛人凤。”
电话通了。毛人凤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很低。很沉。像砂纸磨铁。
“唐季珊。什么事？”
“毛秘书。阮玲玉去了《大公报》。她手里有我跟日本人交易的证据。她给了主笔。明天。明天早上。《大公报》头版。”
毛人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很长。长到唐季珊以为他挂了。
“唐季珊。你他妈的——”
“毛秘书。您别骂。您听我说。阮玲玉手里有真的‘六’。还有真的‘八’。她手里有两颗真的。她活着。她赢了。她把什么都说了。她在法庭上。把张达民的事。一件一件地说了。她说得清清楚楚。所有人都听见了。记者听见了。蔡楚生听见了。法官听见了。她活着。她手里有两颗真的。你拿不到了。明天。《大公报》头版。全上海的人都会知道。唐季珊是日本人的人。唐季珊替日本人做事。唐季珊替日本人杀阮玲玉。”
毛人凤攥紧了听筒。指头关节发白。
“唐季珊。你手里那颗‘六’。是假的。真的‘六’。在阮玲玉手里。但你忘了。我手里有真的‘十’。真的‘四’。真的‘二’。真的‘三’。真的‘五’。五颗真的。都在我手里。阮玲玉手里两颗。张学良手里五颗。七颗。都在。七颗扣子。七个人。七条命。都在。”
唐季珊的嘴唇白了。
“毛秘书。您手里的‘十’。是假的。”
“你手里那颗‘六’。是假的。”
两个人同时说。两个人同时沉默。两个人同时攥着扣子。铜的。圆的。刻着“南满”。两个人都以为。自己手里那颗是真的。两个人都不肯放手。两个人都在等。等对方先松手。等对方先认输。等对方先露出破绽。
七
同一天。中午十二点。上海。沁园村。阮玲玉寓所。客厅。
阮玲玉坐在客厅里。面前摆着两颗扣子。一颗“六”。一颗“八”。两颗真的。都在她手里。她攥着。攥了很久。然后她站起来。走到窗口。窗外是上海的中午。叶子黄了。风一吹。落了一地。她看了三秒钟。然后转过身。走到书桌前。拿起电话。摇了三圈。
“喂。接线员。接北平。找张学良。”
电话通了。张学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很沉。像一夜没睡。
“阮玲玉。什么事？”
“少帅。我去了《大公报》。我手里有唐季珊跟日本人交易的证据。我给了主笔。明天。明天早上。《大公报》头版。”
张学良沉默了三秒钟。
“阮玲玉。你赢了。”
“少帅。我赢了。”
“你活着。真的‘六’和真的‘八’就在。你活着。毛人凤就睡不着觉。你活着。我就赢。”
阮玲玉攥紧了听筒。指头关节发白。
“少帅。我活着。”
电话挂了。阮玲玉把听筒放下。她转过身。看着窗外。窗外是上海的中午。叶子黄了。风一吹。落了一地。她笑了。嘴角往上翘。笑得很难看。但她在笑。她活着。她手里有两颗真的。她活着。她赢了。